我的前半生_爱新觉罗·溥仪_在线阅读_九九藏书网

本书的价值

治史大家都曾谈到：读书首先要确定这本书的价值，即这本书值不值得阅读，阅读时要精读乃至背诵，还是泛读乃至略读。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是值得我们阅读乃至精读的一部书籍。

其实，这本书的价值自其问世就一直备受国内外的质疑。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这本书并不是溥仪自己的专著，甚至从初稿就不是他本人完成的。“溥仪自己不能动笔写作，而由溥杰代笔撰写了一本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式的认罪书”，这是初稿的完成情况。李文达则在此基础上另起炉灶，通过各种档案、口述，三易其稿，并且受到了广大文史专家的指点而最终成稿，这是本书的完成情况。第二，本书的后三分之一讲述溥仪的改造，由于“过于正面”，历来是国外质疑乃至批评的重点。

笔者作为近现代研究者，对这段历史有一定了解，经过仔细阅读分析，大致可以肯定这本书大部分叙述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即便是饱受诟病的改造篇章，其中的改造手法、审问程序、相互揭发、认罪过程基本体现了我们的改造方略。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溥仪在解放后受到如此好的待遇（极宽容的改造、特赦、第四次结婚、担任文史委员、解决一系列生活问题），并非如他所说是一位平凡普通的公民，而是因为他是前朝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名正言顺的皇帝。

本书相当厚重，中外人物众多，叙述头绪复杂，时间跨度极大（从西太后驾崩前到年代），涉及的历史问题说法不一。笔者打算分成两篇文章讲述，本篇讲述溥仪三登帝位的历程以及小朝廷内部的问题与斗争，下一篇则讲述溥仪皇帝性格、皇帝生活、皇权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改造过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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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与退位的台前幕后

光绪三十三年，西太后已垂垂老矣，爱新觉罗的皇朝也已日薄西山，但她还在为这个皇朝的延续而忧虑。在这近五十年的执政中，肃顺、恭亲王、醇亲王、光绪帝等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对手统统被其打倒斗垮，但当她听说传言袁世凯要废黜光绪帝，拥立其死党庆亲王儿子载振为帝时，她立马意识到了：

曾经坐镇朝鲜、揭发“逆党”、镇压义和团、东南互保、主持新政的袁世凯是大清最大的敌人。

经过西太后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布置,一度权倾朝野的袁世凯就被迫交出军权了。等溥仪登基、载沣摄政时，袁世凯就只好去洹水垂钓了。

溥仪为帝，承继同治、兼祧光绪，亲父载沣摄政监国，这是西太后临终的最后一道懿旨。这个看似一举多得的决定恰恰埋下了不可挽救的隐患。因为一个皇朝内忧外患之际，最需要一个独断乾坤、力挽狂澜的成熟领袖。然而幼主临朝加上载沣的软弱只能让本已衰弱的皇朝陷入空前的内斗之中，直到武昌起义的枪声炮火响彻紫禁城。

袁世凯的出山本身就已意味着爱新觉罗皇朝的危亡。何以言之？自古以来，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更何况，摄政王载沣等人甫一上台便欲置其死地，双方早有不共戴天之势。倘若袁世凯率北洋六镇与民军全力激战，无论成败，灭亡的命运是铁板钉钉了。事已至此，袁世凯岂能坐以待毙？

袁世凯用北洋军队与洋人恐吓革命党人，又反过来用革命党人来恐吓清朝君臣，清朝的内外大权与内帑全落其手，革命党人被迫妥协，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最大赢家。

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没有把握就不能轻易出手，一旦出手就要痛下死手，这就是零和博弈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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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的成与败

“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自宣统帝退位就成了满清宗室遗老的口号，然而紫禁城的希望从来不在这些遗老身上，紫禁城的希望只在民国新贵身上，只在握有兵权的军阀身上。

古往今来，旧贵族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力，却凭借着习俗文化让新贵族们趋之若鹜。皇帝变成历史名词之后，蟒袍补褂、红顶花翎反倒成为一时的潮流。当然，民国新贵的复辟活动说穿了还是争权夺利，一心为己，溥仪只是充当这些运动的橡皮图章罢了。

袁世凯的复古运动是帝制自为，张勋的定武军则旋踵而败。自然，这些复辟行动失败的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原因，并非传统的违背历史潮流、民主共和必然获胜等等所能解释。张勋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由于独揽大权，犯了两大错误，造成了自己的孤立。一个错误是只给了徐世昌一个弼德院长的空衔头，这就注定了败局；另一个是他不该忽略了既有野心又拥有‘研究系’谋士的段祺瑞”。

可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即便是张勋联合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复辟成功，溥仪就真能实现“皇帝梦”吗？翻阅史书，军阀操控下的皇帝又有哪个是君临天下的真皇帝？汉献帝、晋惠帝、唐昭宗不都是前车之鉴吗？可见，即便是张勋等人复辟成功，用不了多久溥仪也只能哀叹“朕为惠皇，其势不远”。大清毫无疑问是亡了，即便是一时间的复辟乃至复辟成功，胜利的成果也绝不会属于溥仪的。

然而，溥仪看不到这一点，满清遗老或许可能看到了这一点，但考虑到自身可能东山再起的命运，君臣上下无不费尽心思拉拢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谢米诺夫……大大小小的军阀无不从溥仪身上获得了大小不一的好处，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军阀真心去复兴爱新觉罗的皇朝。

军阀的希望越发渺茫，加上冯玉祥的逼宫驱逐，万般无奈的溥仪搬到了天津北府，他将希望放在了海外，而将希望的结果又放回紫禁城，他选择了一条自古以来就为人不齿的道路——借外人之力以谋恢复。这条道路只能通往东洋，通往给近现代中国带来最大灾难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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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朝廷的贪腐与斗争

正所谓“女无美丑，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虽然末代皇帝的复辟遥遥无期，然而其手下的遗老宦官们没有一刻停下图谋私利与相互斗争的步伐。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内务府的整顿以及郑孝胥与罗振玉的明争暗斗。

内务府的整顿

皇帝虽然退位了，然而负责起生活的内务府的却未退位。民国政府规定有四百万的优待费用（当然一般都是无法全部照付的），但即便全部照付也不够内务府的开支，这就使得故宫内的金银珠宝、文玩字画的典当拍卖乃至论斤贩卖成了家常便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慈禧太后可谓穷奢极欲，甲午战前的清王朝财政还有富余，内务府的开支不过三十万两，七十大寿的年开支才七十万两。相较之下，溥仪的内务府开支已经不是惊人而是惊骇了。

那么内务府的开支为何会达到这样的天文数字呢？

原因很简单：当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发家致富；当一个王朝没落的时候，同样有一些人会发家致富，甚至发家的速度更快、数目更大。

正因为大清亡了，一系列能够制约监督内务府的因素都没了，这才让这些人肆无忌惮。前景的黯淡与贩卖文物的举动只能让内务府的官员变本加厉，生怕自己会失去掠夺财富的最后机会。

溥仪不甘心本属自己的财富让这些下人窃取，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顿。先是让老洋务派李经迈出山，李氏不敢，推起亲戚刘氏出任，三个月就告老还乡了。庄士敦（溥仪的洋师傅）推荐其所认为文采全国第一的郑孝胥出任，照样三个月就得告退，连庄士敦都收到恐吓信。再然后，溥仪亲自上阵盘点财产，东西越查越少，盗案越来越多，到最后一把大火烧了一整夜，数十座古代建筑、数千件珍藏文物、数万册稀世古书全都葬身火海了。

到最后，还是帝师陈宝琛看得通透：“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起来必然越整越坏。” 试想：有这样的内务府，溥仪的复辟大业还有希望吗？内务府的整顿就像是历代王朝的诸多革新一样：不革新还能勉强维持，一旦整顿，上下官员沆瀣一气，挖空心思地添设阻力，老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反而层出不穷，诸多革新只好草草收场。

郑罗斗争

末代皇帝虽然退位了，但是围绕着他的还有一大批的宗室遗老、民国政客。这些人由于政见、利益不同，往往有着不同派别，其中斗争最激烈的莫过于罗振玉与郑孝胥。

罗振玉是民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学者，有着很深的学术造诣。郑孝胥更是在晚清就有重名，才华横溢，慷慨激昂。但这两人的人品却与才华成反比，罗振玉各种盗卖伪造文物，乃至有害死亲家王国维的嫌疑；郑孝胥则极力与之争宠，挖空心思地迎合外人，甚至希望中国被列强共管。两人的策略倒是一致的：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实现溥仪的光复大业，而自己则出任掌握实权的军机大臣（或者内阁总理），为此不惜牺牲一切国家民族乃至溥仪的利益。

首先让溥仪产生对日本人好感的是罗振玉。在溥仪被冯玉祥逼迫甚急时，罗振玉借机拉到了日本人的关系，寻求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帮助，这得到了溥仪的称赞。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罗振玉拉拢到的竹本大佐一转手就让郑孝胥拿了过去，反手就将溥仪送到了日本大使馆进行“保护”，将溥仪安置在张园之中。

王国维自杀后，罗振玉伪造遗折，溥仪大受感动，罗振玉借机大操大办，声名大噪。郑孝胥则利用眼线将真相四处传播，极大地削弱了罗振玉的政治基础。但罗振玉很快找到了日本军部、黑龙会做靠山，再一次占据优势，把郑孝胥给挤兑走了半年。但郑孝胥从中看到了日本当局的真正意图，直接束装东行，来到东京，接触到了日本军政最高层，极力主张日本对中国的接管，因此大受日本高层的欢迎，郑孝胥便被认定为交易的最佳谈判人。

等到溥仪投靠日本之后，日本摄于舆论压力，开始的形式还是“自治”。罗振玉力争大清复辟，溥仪登基，希望从中获取些许权力，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不满。但郑孝胥则全盘接受日本人的要求，凭借日本人的支持一举击败了罗振玉，成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者则被迫回到大连。郑孝胥成了这场斗争中笑到最后的人。

只是，当郑孝胥父子又进一步提倡“国际共管”，希望英美法德都来东北时，就不明不白地先后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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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儿皇帝”

溥仪身为末代君主，面临的又是极为动荡的民国政局，力图复辟本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借助外人、投靠日本却是他一生无法抹去的黑点，这也是他几乎丧失所有自由的开始，更是给我们的祖国和同胞带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在日本人的劝说下，溥仪偷渡白河来到了东北沈阳。然而等待他的却不是皇帝宝座，而是“共和国”的执政身份。溥仪无法接受，但是日本人军部一句“被看作敌对态度”就把他吓得全盘答应。年月，日本准备让溥仪当“满洲帝国皇帝”（并非是“大清帝国皇帝”，因此不算复辟），但只许穿日本元帅正装。其他的任何权力，溥仪一分都没有拿到，生活起居都要有日本人“照料”。

更可耻的是，日本人对溥仪的态度已经到了极为轻蔑的地步，而溥仪本人却为了保住这个毫无实权的“宝座”，对日本人发展到了认贼作父的程度。

年溥仪身边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对溥仪还算客气：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到了年，吉冈的态度就不那么客气了：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哈！”

这下子，关东军司令官就是溥仪的亲爸爸了。

到了日本统治后期，吉冈对溥仪说：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

吉冈已经对溥仪明讲：我是你爸爸了。

坦言讲：溥仪连这样的条件都能答应，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倘若泉下有知，真不知道有何作想？

日本鬼子凭着溥仪这个傀儡，顺利地建立起了“伪满洲国”，国际社会也毫无实质办法。溥仪大过“皇帝瘾”，他手下的诸多遗老政客也大过“官瘾”，分得了数额庞大的“建国功劳金”，纷纷加入了对祖国和同胞的迫害行列之中。日本鬼子对东北的三千万同胞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空前迫害，伪满的十四年足以载入世界历史的黑暗史册，其中的诸多案例细节无论多少次阅读都会是：触目惊心、无比悲愤。

我们自革命开始便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溥仪以及郑孝胥这些伪满君臣，无论如何忏悔改造，其罪恶足以使其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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