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于年间，在哈尔滨至青岛的辗转中，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这部中篇小说在鲁迅的提携下，与萧红的《生死场》、叶紫的《丰收》一并收入由鲁迅主持的“奴隶丛书”，于年7月在上海“秘密”出版。

《八月的乡村》叙述了东三省被占后一支抗日游击队的英勇事迹，体现出萧军对时代与国家的热切关怀。鲁迅在给小说所作的序言中，就对它的题材价值予以了肯定：

见过几种说述东三省被占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

如今，在公众视野中，萧军常以萧红花边新闻的配角出现；人们对他文学功绩所知不多，更不必说早年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但是，这部小说是不可忽略的，它近距离地呈现东北抗日活动，不同于当下“超人化”、“神话化”的抗日书写，能带给读者别样的历史认知。总之，无论是了解一个被冷落的经典作品，还是见证一种陌生质地的历史影像，《八月的乡村》都是值得一读的小说。

本文尝试从作品创作因缘、人物群像塑造、革命与爱情书写等三个维度，带领读者走进辽西大汉萧军笔下的“八月的乡村”。

萧军创作《八月的乡村》的因缘

萧军创作《八月的乡村》时，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题材还鲜有人注意，不像现在有大量关于抗战的文艺作品；即便关注文坛的鲁迅，所见亦不过“几种”而已。那么，萧军为何能敏锐地抓住这个还未受到关注的题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萧军在与谷兴云的谈话中，非常简洁地概括了自己创作《八月的乡村》的因缘：

写这本小说，根据的是磐石游击队提供的真实材料，加上艺术的构思，加上个人的军队生活体验。

以下，我们不妨根据萧军本人所提供的线索，从军旅生活、文学倾向、磐石游击队事迹等三个方面更进一步地了解《八月的乡村》的诞生因缘。

1.军旅生活

创作优质的历史军事小说，军旅生活的体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上世纪年代初，鲁迅曾想写一部关于苏区游击战的小说，搜集了不少材料，但终因缺乏亲身经验而作罢。而后出现的像《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经典军事小说，其作者均有一定的军旅生活体验。萧军能在军事小说稀缺且无以为范的情况下，创作出《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无疑与他的从军生涯有关。

年春，时年岁的萧军加入了吉林卫队团，成为了一名骑兵。萧军本名为刘鸿霖，当时因对“万马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军旅生活无限憧憬，一度改名为刘吟飞。参军以后的萧军，因念过书识得文章，被选拔为“字儿兵”，担任文书工作；但萧军并不满足于“舞文弄墨”，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先后考上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的宪兵教练处和第九期的炮兵科。更进一步说，萧军在军队里的把“字儿兵”、骑兵、宪兵、炮兵、步兵都当了一回，有着相当丰富的军事经验。

但是，在吉林卫队团的参军生涯，并没有满足他原来的憧憬；相反，现实与理想判若云泥。由于干过各个兵种且做过文书工作，因此他对军队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在萧军看来，这里的军队简直就是土匪，以抢夺欺压百姓为生，有些过去曾是土匪，有些现在还和土匪结好；甚至有时候，他们比土匪还不如，因为土匪尚且还有内部纪律，尚且不抢穷人，然而他们却没有底线可言。

由当“官兵”而来的失望感，最终也渗透到萧军的艺术创作中。譬如在《八月的乡村》中，有这么一个细节：革命游击队在雨夜里来到一位老农家，老人误以为他们是官兵，连喊“辛苦呀！诸位老爷们！”后来不禁自忖：如果他们是官兵，不应该喊“辛苦”而应该喊“发财”才对。此一细节，正见出“官兵”在百姓心中的嘴脸。

2.萧军早期的文学创作

九一八事变之后，萧军从手握枪杆子的武夫成了手握笔杆子的文人。这其中有着许多或偶然或必然的因素。简而言之，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官兵”生涯带给他的失望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的表现，更令他断了念头；其次，是萧军本身的文化基础加之对文学的爱好；其三，是萧军身旁一批良师诤友的引导，如方靖远、王宜之、徐玉诺等。

萧军在弃武从文的同时，也开始思想上的“左”转。之所以有如此的转向：一方面，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阀政府令萧军频频失望；另一方面，是周围的朋友，尤其是一批党员同志对萧军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日军入侵东北后，萧军已经开始帮助朋友做一些地下工作。他后来从哈尔滨转移到青岛，又从青岛转移到上海，都是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

萧军的左倾创作，在其最早出版的小说集《跋涉》中已有了体现。这部出版于年的小说集，收录了萧军的六篇作品和萧红的五篇作品。萧军的这六篇作品，虽然题材不一，技巧不一，水平不一，但都始终贯穿着对旧社会的批评与控诉，有着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子。他当时的一切创作，都体现着这一条他反复提及的政治理想：

要求出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在此般创作意识下，萧军将目光聚焦到党领导的东北革命军的抗日活动，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3.磐石游击队

当萧军一心顾念东北的抗日形势的时候，磐石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傅天飞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为他带来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萧军能结识傅天飞，多亏了好友舒群这一中间人。舒群在后来的回忆文章《早年的影——忆天飞，念抗联烈士》中谈到：年春夏之交，傅天飞在紧张的对敌作战间隙，来到了哈尔滨，偶然遇见了许久不见的好友舒群。两人相见既欢，立马聊起了共同爱好——文学。在此过程中，傅天飞将自己在游击队中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舒群，对谈了一天一夜。舒群觉得这是极好的创作材料，但鉴于双方手上都有紧迫的革命工作，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搞创作；于是，舒群就把它转述给了萧军。

萧军听了游击队的事迹后，大为高兴，又请来傅天飞再讲一遍。对于萧军与傅天飞的对谈细节，当时已与萧军生活在一起的萧红，在散文集《商市街》的一篇短文《生人》中亦有提及：

这全是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盘石（今作磐石——引者注）人民革命军里来的。

由此可见，萧军创作《八月的乡村》，不仅是个人的创作行为，也肩负着同道好友们的期望。但值得一提的是，《八月的乡村》终究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报告文学，其中有着不同于现实的虚构，譬如“磐石游击队”之名始终未出现，而是代以“中华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而磐石游击队日常活动的地名，诸如哈马河子、玻璃河套、猪腰岭等亦未出现，而是虚构的王家堡子、兴隆店、龙爪岗等。

游击队群像

在《八月的乡村》中，游击队员的形象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而是如同光谱一般，既有着相当正面的英雄人物，也有着品质落后的反面人物，但更多的还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缺点的中间人物。这些人物，尤其是那些不完美的中间人物，更真实的呈现了当时游击队的实际情况。

1.正面人物

正面的英雄人物，非陈柱司令和铁鹰队长莫属，他们一文一武的搭配，成了游击队的灵魂。

司令员陈柱庄稼人出身，妻子儿女被日寇杀害后就入伍当兵。在小说中，陈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指挥官，不仅有着出色的军事谋略，能够带领队员与敌人不断周旋；还有着能鼓舞人心的演讲口才，将革命理论如春风化雨般灌入人心。但作为司令官，陈柱更为难得的品质是关心下属和节俭朴素。

在部队要转移离开王家堡子时，陈柱不但安排了不便行走的老游击队员崔长胜的住处，还在临走前亲自去看望这位打不了仗的老队员。陈柱对自己的生活很随意，也很节俭；当战士建议他把脚上的破袜子换掉时，他却推辞说，“到集场子再说吧”。在此，萧军对司令员陈柱关心下属和节俭朴素形象的塑造，正与他之前在当“官兵”时所体验到的等级压迫与骄奢淫逸形成对比。

铁鹰队长原来也是个农民，当过兵，也当过土匪。铁鹰队长的个性，几乎都熔铸在了他的绰号“铁鹰”中。“铁”指他强健的体魄和坚毅的意志，“鹰”则指他敏锐果敢的观察力与判断力。铁鹰队长经常把“纪律”挂在嘴边，乍看起来，给人一种铁石心肠不见人情的感觉，但在进一步阅读之后，我们还是能体会到他的铁汉柔情。譬如，当队员唐老疙瘩犯了严重的错误不知悔改时，他没有立马公事公办就地枪决，而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希望他能服从纪律。这般刚中带柔的队长，自然能赢得全体队员的尊重，并成为队员们的榜样。

2.中间人物

游击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来自于山野乡村。这些双腿还带泥的农民，不可能每个人都像陈柱司令和铁鹰队长那样，表现得完美无瑕。他们的身上，都还带着或多或少的缺点。但正是这些缺点，让小说的历史叙述更见真实，并见出陈柱司令与铁鹰队长的出色领导和组织能力。在这类人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唐老疙瘩。既然是中间人物，我们不妨从消极与积极两个向度来评价他。

唐老疙瘩最大的毛病，就是为了个人情爱而轻视组织纪律。在王家堡子驻扎时，唐老疙瘩“勾搭”上了寡妇李七嫂，甚至在执勤站岗之时，也玩忽职守去找李七嫂。后来有一次，唐老疙瘩所在的队伍在执行任务撤退时，遇到了被日本人玷污并陷入昏迷的李七嫂。唐老疙瘩顿时方寸大乱，向铁鹰队长请求带上李七嫂。当时，游击队正在被日寇追击，铁鹰队长为了团队的利益拒绝了唐老疙瘩的请求。于是，唐老疙瘩不惜被队长枪决，也要留下来与李七嫂待在一起。

从组织纪律的角度看，唐老疙瘩固然是罪不可赦，但是从人情的角度看，他未尝不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在当时的农村，唐老疙瘩“勾搭”一个寡妇不是一件不耻之事，而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并且，唐老疙瘩对李七嫂也是真心实意、关心有加，在部队为躲避日寇大扫荡而撤退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李七嫂让她也尽快离开；在看到被日寇玷污的李七嫂昏迷在路边时，他不顾组织纪律要留下来陪她。

总之，对于唐老疙瘩，我们既不能做绝对的否定，也无法做完全的肯定，他是一个牺牲于公情与私情冲突下的中间人物。

3.反面人物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尽管我们希望抗日游击队都是一群英雄；但“如愿以偿”的现实从来不多。游击队中固然有英雄，但有时也会有一二“狗熊”。他们抱着自私自利的目的加入游击队，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发战争财。其中刘大个子就是游击队中典型的反面人物。

刘大个子刚登场成为一名游击队员，就以一个消极怠惰的形象出现。当时，刘大个正在队长萧明的带领下向游击队根据地急行军，在中途休息时，他便赖在那里假睡起来，不愿继续赶路。来到根据地后，他又被司令的文书安娜所吸引，做起了小老婆的梦。以下这段心理描写，便将他的内心剖露无遗：

我不大相信什么“革命”马上就能来的。“革命”来了，我还是我啊！还不如现在去到那个“绺子”挂个“注”（即入伙土匪）。混二年，弄几千，到人不知道的地方一住；娶个小老婆，管他妈的日本兵走不走呢！管他妈革命到不到呢！

在刘大个的思想，完全是一个兵痞的思想，将参加革命与入伙土匪当作一回事，满脑子都是蝇营狗苟的私利，妄图混迹革命队伍捞些好处。在小说中，设置刘大个这么一个人物，正见出当时革命形势的复杂性，游击队要面对的，不仅有举着太阳旗的日寇，还有潜藏在队伍中堕落的“战友”。

对“革命+恋爱”小说的突破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革命+恋爱”小说是有着特定时代背景的创作模式，即是指上世纪年代末至年代初流行的将“革命”与“恋爱”题材一并置入小说的创作模式。在此期间，“革命”与“爱情”的关系虽然存在龃龉，但“爱情”最终被收编，成为了“革命”的助推器，其间的关系正如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所说的：

爱欲的文化建构力量是非压抑性的升华：性意识既没有被偏离也没有被阻碍地实现其目标；而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超越自身而达到另一个层次，寻求更高的满足。

蒋光慈、洪灵菲、丁玲等左翼作家，都在这一创作潮流中留下了自己的作品，令“革命”与“爱情”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互动关系。萧军作为一名左翼青年作家，对这一创作潮流势必不会陌生，而《八月的乡村》正有着“革命+恋爱”的痕迹，并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的书写方式：一是对叙事空间的拓展，二是对“革命”与“恋爱”关系的逆向处理。

1.对“革命+爱情”小说的叙事空间拓展

小说是一门线性的时间艺术，但是在时间的流淌之中，读者的脑海中必然依据字词建构起一个叙事的空间，人物存在于其中，事件发生于其中，环境布置于其中。《八月的乡村》为主流的“革命+爱情”小说拓展了一个新的叙事空间——乡野之地。

在当时主流的“革命+恋爱”的小说中，叙事空间基本上都是上海、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譬如蒋光慈《野祭》的叙事空间为上海；洪灵菲的《流亡》的叙事空间为广州、上海、香港、新加坡等；丁玲《韦护》的叙事空间是上海和广州。之所以有这样的统一性，一方面是因为小说的主角基本上都是大小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衣食仰赖于大都市，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革命工作的中心还是上海、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为“革命+恋爱”小说的叙事空间提供了一块处女地——东北的白山黑水。而与这块处女地相伴而生的，是一种远离都市的乡土美学与村夫之爱。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有两脉：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暗黑现实风；二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浪漫田园风。萧军虽私淑鲁迅，但这部作品更靠近的还是沈从文一脉。譬如，以小说第一节《流》为例，主要内容是新入伍的游击队员为逃脱敌人追击而连夜赶路；但是整一节文字里都没有透出压抑紧张的感觉，相反，行文之中穿插着不少对流水声、雨声、老鸦声、虫鸣声的描写，淡化了人物的疲倦劳乏，勾画出东北山野的清朗明丽。这种“革命+恋爱”闲淡从容的叙事风格，完全不同于都市版的紧张高亢。

主流的“革命+恋爱”小说所写的大多是知识分子的爱情，但《八月的乡村》中还为我们展现了被主流话语忽视的村夫之爱。这一村夫之爱的典型便是之前提及的唐老疙瘩与李七嫂的爱情。较之于知识分子们的吟风弄月你侬我侬，村妇村姑们的爱情则质野直接得多，要么一起劳作谋生存，要么在床上谋夫妻之事，并没有多余的情话。然而，没有海誓山盟的情话，也丝毫不减他们的忠贞，譬如唐老疙瘩宁死也要陪昏迷在路边的李七嫂。

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萧军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删改了大量质野的描写，现今出版的《八月乡村》已不复当年原貌，多了许多唐突的省略号。

2.对“革命+恋爱”关系的逆向处理

年1月，茅盾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与“恋爱”的公式》的文章，对“革命+恋爱”小说做了一次系统性的梳理。茅盾认为，这类小说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出了“恋爱”会妨碍“革命”，有着“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的宗旨，第二阶段是“革命决定了恋爱”，表现为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女的挑中了最“革命”的一个男性（反之亦可）；第三阶段是“革命产生了恋爱”，表现为从事革命工作、志同道合的男女自然而然地恋爱了。

如果我们对照茅盾所梳理的“革命+恋爱”小说的发展史，会发现《八月的乡村》中对“革命”与“恋爱”的叙述倒退到了第一阶段，即爱情妨碍革命的阶段。在小说中，唐老疙瘩为了昏迷的李七嫂声称要脱离游击队；队长萧明因恋爱被队员疏离后因失恋一蹶不振，这些都是爱情妨碍革命的典型案例。那么，萧军为什么要对“革命+恋爱”这一题材进行逆向处理呢？为什么不像当时的主流写法那样，或者像当下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一样，让主人公在“革命”与“爱情”上双丰收呢？

事实上，萧军对主流创作与读者期待的违背，正见出他对“革命+恋爱”题材在游击队的落地性思考。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主流创作的叙事空间基本上限定在都市，其叙事对象是知识分子，而《八月的乡村》的叙事空间在农村，其叙事对象大部分是农村出身的游击队员。如此一来，前后两者的人际关系便存在差异。前者的爱情是发生在一个流动性极强的都市社会，而后者的爱情是发生在一个十分封闭的游击队伍中；前者是一个生人社会，后者是一个熟人社会；后者的爱情是被周围人所注视的，并会打破原来窄小的人际关系圈。

在传统封建农民的观念中，女性是一种可被占有的“物”，是一种可姿炫耀的财产。在小说中，当铁鹰队长率领队员去寻找为了李七嫂脱离队伍的唐老疙瘩时，队员们不禁谈起了对村妇李七嫂的看法。有意思的，人们对李七嫂的印象只局限于与性相关的身材，并且露出“贪婪”、“嫉妒”的神情。因为李七嫂的存在，队员们与唐老疙瘩区别开来。

至于游击队内的“女神”安娜，更是一块天上的禁脔。这些农民出身的队员们都尊敬爱慕她，虽自知自己配不上但也不愿让别人染指。萧明作为队伍内唯一一个男性知识分子，与这位同样唯一的女性知识分子，似乎是天作之合。但是在这个封闭的小环境中，两人之间的爱情绝不只是两人之间的事情。他们的爱情关系破坏了原有的人际生态，从而使萧明被队员们疏离孤立。

《八月的乡村》作为萧军的成名作，固然还有些技巧上的青涩之处，建国后的删改也冲淡了质野之味；但是作为表现早期东北抗日游击战的作品，仍然是绝佳的一部，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不同于当下臆想的历史真实；此外，他对“爱情+革命”的题材处理，也有着不同于理论的落地性思考，其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处理，对于今人亦有回涵之处。

文/未名

图/网络

作者简介：

未名，浙东人士，自由写作者，致力于经典文艺作品的阅读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