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农家生活最新章节_忘情痴梦_ 穿越农家生活_笔趣阁

一

二十一世纪的火车行驶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向着北京。

不是在写诗，我的心里却有着诗一般的感受，回家了，终于！

受回归意念的驱使，我在自己的周围寻找着快乐与美好。火车全程软卧，一站到达，夕发朝至，不用听那絮叨的报站，不必担心晚点，自在。车厢里人不多，井然有序，列车员到每一个包间里介绍自己，着装标准，语言规范，真诚得让人感动。每人床尾都有壁挂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录像，录像画面清晰，可调控的频道有六七个之多。

天气仍旧是热，桑拿天，一动一身汗。不光是中国，整个世界的气候都有些混乱。车顶部空调里冒出的凉气，将外面的热浪红尘与里面隔绝成两个世界，车厢里才真正是秋高气爽。白桌布的小桌上立着杂志，铜版纸上的美女汽车，厚重而养眼，是铁路的专用杂志。花瓶里玫瑰花带着晶莹的露珠在绽放，嵌有金丝的靠垫洁净柔软，给人一种华贵高雅之感。车厢内厚重的米黄地毯，吸纳了不少噪音，静悄悄的过道里只有门上的灯在闪烁，那上面滚动着列车终点北京的气象预报以及车速和到达的时间。

我的铺位对面是一对小夫妻，进来没打招呼，立刻进入两人世界中，看来是对安静的旅伴。

一切都挺好，无可挑剔。

我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好心情里，双手抱着脑袋斜靠在铺位上看电视。眼睛看的是电视，心里想的却是别的，如青年们所言，爷看的不是电视，爷看的是心情。当年，插队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坐火车走的，今天自然还是要坐火车回去。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一个带有人为安排的回归节目，一个宿命式的回程。坐火车回家，尽管这火车和那火车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坐”法也有了根本改变，但“坐车”的本质没变。

列车员敲门进来，告诉大家已经进入夜间行车，并且细心地将窗帘拉上。我让他不要拉，他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还要往外看。他说外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我看得见，我要一站一站地倒回去，不放却每一寸土地。列车员在车上工作大概什么样的旅客都见过，他很理解地将窗帘拉上了一多半，将我这一边留了出来。我说了谢谢。列车员说不客气，临走回身拉门时看了我一眼，笑了。

看着小伙子的笔挺制服，看着那张丰满却不失英俊的脸和那微笑的模样，我不知怎的竟想起了样板戏《红灯记》里“谢谢妈……”的李玉和，于是心里为床尾电视中正在为世界拳王争霸的帕维尔特和米拉达配唱：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

倒也很贴切。

年，嘈杂混乱、运送知青满是煤烟味儿的车厢里，反复播唱的正是这个段落。“时令不好，风雨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那时候文艺节目单调，列车播音室大概只有这张唱片，所以李玉和便不知疲倦一遍遍地唱，唱得慷慨激昂，豪情无限。然而我的情绪却低到了谷底，将脑袋趴在小桌上，装作睡觉，其实是任着眼泪在流淌。

李玉和临行还能喝妈一碗酒，母亲、父亲在走之前也为自己准备了酒，我傻乎乎地还跟着喝，全不知那是“风雨来得骤”的上路之物……不是“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是“我”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了。这段戏，唱得真不是时候！

上山下乡知青专列，一火车的人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去，激情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夜半了，有人睡不着觉，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于是就一遍遍地将矇昽欲睡的人弄醒。当那把面目不清的拖把拖过我的脚下时，拖布上发出的污浊气味让我一阵阵恶心，湿漉漉的地板立刻散发出相同的味道，从头到尾弥漫到整个车厢。我不能忘却那地板的模样，土红斑驳的漆，质地不明的板，简陋肮脏。绿人造革的座椅，黄木的短桌子，偌大窗户无遮无挡，里面一片光明，外头一片漆黑。

我心里默默地细数我的七个兄长，老大，大我四十一岁，我根本没见过，他是“文革”中我们家的一颗炸弹，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老二，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枣树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管不顾地走了；老三，被发配到广西走“五七道路”，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块，他自己留十五，给北京寄十五，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西四的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去祭奠过，倒是外姓旁人的赫鸿轩，每到清明都去看望；老六，早夭，在这个家里没留下任何痕迹；老四、老七，受老大的牵连各自进了“牛棚”。

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境况并不比哥哥们好。老大，酷爱唱戏，解放前被丈夫抛弃，在阜成门的小院里凄惨死去；老二，自己做主嫁了个大资本家，金家不与商人联姻，被赶出家门，与之永不来往；老三，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她的光环并没有罩护到兄弟姐妹身上，甚至她自己，在“文革”怀疑一切的思潮下也变得惨白模糊，疑影重重；老四，留学德国，一代建筑师，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早早地打趴下了；老五，与她的局长丈夫被打得浑身是血，送进医院抢救，局长折了四根肋骨，她自己脾脏出血；老六，在医院被责令清扫厕所，有洁癖的她抡着扫把，脏污不堪；老七，就是我……

我到陕西插队。

年的火车走了一天一宿，停了，是临时停车。向外望，站台上没有人，出口处有昏黄的灯光，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罗敷”两个字。罗敷，汉乐府《陌上桑》有歌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这么说已经到陕西了，到了秦氏女罗敷的老家。过了河北，过了河南，离家越来越远了……

窗外这片陌生的黄土地，在微明的晨曦中显露出沟壑纵横的贫瘠。在这里，连家有高楼的贵家女子罗敷也要采桑南塬，劳作在田野，我们这些北京平民的子弟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真的值得我将生命与之维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吗？

我再一次将头埋入臂弯里，满眼是脏污的、土红色的地板。

二

满眼是米黄色的地毯，电视里，帕维尔特和米拉达还在打，两个具有重创杀伤力的选手你来我往，在千仇万恨地玩真格的。我想象着，将眼前的地毯和这场拳击挪到年的列车上会发生怎样的震动；我也不能想象年的土红地板搁在今天的包厢里会是怎样一种效果。我这个人，常常爱做这种时空置换的梦。比如，动不动就把自己拉到唐朝的大明宫，拉到清朝的菜市口，拉到小时候某一天的饭桌上，拉到想念着的某个朋友身边。总之，思维处在一种混乱跳跃、不安定的状态，有时甚至恍惚得不知自己为谁。

有评论家说这是作家的特质，或许吧。我的大部分作品也是这样跳跃着展开的，这几乎成了我的创作风格，成了我不变的思维模式。跟朋友们谈论着一个话题，我的思路突然分离开来跑得很远，说出话来让人摸不着头绪。在农村做了N年知青，在工厂干了N年工人，到报社当了N年记者，到国外读了N年法律经济。四十多岁开始写小说，加入作家协会，在无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消耗着生命，打发着岁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活得糊涂也活得被动；不知仆妾色以求荣，更不会效犬马以求禄。这样的处世原则在哪个岗位上都不被上峰喜爱，眼见着周围人得到好处无限，只是觉得自己各（读gé）路。那是我永远学不会的功课，其难度要远远超过童年学的“ㄅㄆㄇㄈ”。随着年纪增长，自己在不断做着“清零”的工作，将浮表的、功利的、虚假的、无端的应酬、工作、人情一件件清除下去，只留下自然和纯真，力求简单，力求淡泊。这样一来，家乡的情结便日复一日地凸现出来。

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

这是回家的路啊，我希望路越长越好，几十年的期待，几十年的痴梦，不就是今天吗？

一为迁客长安去，北望京师不见家。我知道，东城四合院的家已经没了，北京火热的房地产事业将它变成了大楼。前年年初回家还在老屋里与老七聚首，喝着从东直门打来的豆汁，吃着羊油炒的麻豆腐，闻着家的熟悉气味，想的是手足将来能在这狭小的静谧中地老天荒地厮守下去。可是八月再回去，老宅子便荡然无存了，变做了一片瓦砾场，变做了一片拾掇不起来的苍凉。“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金家的十四个孩子曾经在这里进出盘桓，哭笑玩闹，争吵打斗，演义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百年的庭院，容纳了太多的欢乐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难以一一拾掇。我在夏日的骄阳下，狗一样地在废墟上寻嗅，寻找家的气息，寻找那沉落于砖头瓦块中记忆的丝丝缕缕……

拆砸还在继续，北面二环路上车来车往，现代气息的声浪阵阵逼人。原本这里是条僻静的深巷，房拆了，遮挡没有了，就显得空旷而直接，就有了抬头见汽车的突兀，有了光天化日的惶恐。让人感到历史进程的脚步迅猛、粗旷，甚至有些无情。

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別无选择。

废墟中一棵枣树张开残缺的枝在怯怯地召唤我。我走过去，抚摸着它粗糙的满是尘埃的躯干，心里如见到亲人般的激动。“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枣树的枝头已经结出了青青的小枣。我知道它们，即便到熟，它们也是那种既长不大也不甜的青枣。这种没有经过调教的枣树，北京城的老院子里家家都有。枣树的年龄比我大，日本占领北平前夕，我父亲领着他的儿子们在后院挖防空洞，在洞口旁边发现了一棵小苗，本可以一锹铲了它，老三却生出恻隐之心，跟父亲商量将它留下。于是就留下了，并且一天天长大，要报答谁似的，急着结出许多丑陋的小枣，年复一年，从不间歇。而替它求情的老三，“文革”后期带着肺癌的病痛，冒死偷偷从外地回到北京，回到他那一间小屋的家，没有多久便故去了。狐死亦首丘，故乡安可望。老三千里万里地回来，他是如愿了。这位重病在身的哥哥，临死前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末尾说，丫丫，你是我抱大的啊……

枣树东面的一根枝被锯掉了，当年那个巨大的疤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锯掉的是一根粗壮的横枝，儿时我在上面打过秋千，蹬着它摘过枣，是老二把我抱上去的。中秋节，老二带着新嫂子回家，一家人在前院笑语欢声中分食月饼。老二和刘妈到后院找我，说父亲在前头喊我呢，让我快去！

我一听赶紧顺着树干往下溜，枣树粗糙的树皮将我的前胸、肚子划得稀烂，刘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二偷偷到胡同口药铺，买了瓶紫药水回来；大概他觉得这事与他有关，他应该对我这惨不忍睹的肚子负责。其实，抹过药的肚子比划破的肚子更惨不忍睹。我挺着那个奇奇怪怪的紫肚子，不敢穿衣裳，怕染了。

“wG”刚一开始，老二因为国民党三青团问题被抓出来了，挨了打。到家里来看父亲，是架着拐来的，一只眼睛也什么都看不见了，成了一个紫色的坑。那天老二没回他的家，他其实已经没家了，嫂子运动一开始便离他而去，把孩子也带走了。那晚老二提出住在后院的小屋里，母亲有些犹豫，父亲答应了。晚饭后我给老二送去了紫药水，我们家当时只有这瓶紫药水。我看见老二顺着裤腿在流血，手指头肿胀得小萝卜一样，胳膊是一道道的青紫。老二坐着，一句话不说。我没话找话地让他看树上的小枣，谈论我当年的紫肚子。他的眼神却伸得很远很远，他的心已经走了。

我料定那夜老二有事，便一趟一趟地到后院看他。小屋的灯一直亮着，紫药水在窗台上放着，他连动也没动。一碗粥搁在桌子上，早已凉透，我的二哥哥，他心里重得连碗也端不起来了。我每半个钟头看他一次，心情很是复杂，母亲哭着拦住我说，你让他走了吧，别让他再受了！

我坚定地说，不！其实父母心里什么都明白，打老二一进家门，他们就知道他是干吗来了。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守护者，黎明的时候，老二用腰带把自己吊在了枣树的横枝上。我的二哥哥，就这样去了。一个有家有业，善良胆小的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简简单单地殁了。死了便死了，到现在也没有人为他争论，更没有人记得他了。

那不祥的横枝，被我锯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家的废墟让人黯然神伤。我去探望老宅的最后留守者老七，他住在简易周转房里。说政府在望京地区给分了房，自己还要添些钱，才能住进去。七嫂不满，说从白菜心挪到白菜帮子还要搭钱，院落偌大的面积全不算数，这账怎的净往他们那边划拉啊！老七劝她不必计较，说望京楼房有暖气，有天然气和厕所，比大庙似的四合院方便多了，什么都得往好处想。

老七说的是实话。我每年探亲多是选在冬季，为的是能在家过个春节。冬季恰是北京最严酷的时候，老旧的四合院没有任何现代设施，风顺着窗户缝往里灌。早晨，躺在床上，因为冷而不想起来。窗户上泛出一抹淡红，衬着摇曳的树枝，伴着呜呜的风，浓缩成家的一个细节。缩在被窝里想起昨晚放在屋外窗台上的柿子，一夜工夫，该是冻瓷实了。夜里炉火大概又灭了，玻璃上冻出了一片亮丽的“后现代”。

二十一世纪北方各大城市全部进入现代供暖的今天，家里取暖依旧靠的是蜂窝煤炉和带弯头的白铁皮烟筒，一天的很大精力要放在煤的接续和维护上。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白气，哗哗地响着，就这似乎也并没有给房内增添多少热量。上厕所得穿上棉大衣跑出院落，进入公众的“官茅房”，在冷风中蹲坑，数人一排，没有遮挡，更没有隐秘。院中纵然有抱厦游廊，有鱼缸海棠，也抵御不住那浸入人心底的冷。老七带着一身病，在炉前闷坐，偶尔说一句“这茶是吴玉泰的春芽白毫”……

探亲的大多时间，我都在街上走动，捡拾着散落在各处的记忆碎片，总是有些隔膜。虽然步入了文坛，入得也是相当游离，北京把我看作陕西作家，陕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还认可着我。想着在北京生活的作家朋友，自己愈加感到落魄和沮丧。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

最后的留守者老七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连话也不会大声说的人，他对什么都满意，对什么都持无所谓的态度。老二的死，本来他应该到老二单位上去论论理的，可他不，他说，人死了就不能活了。

老七的花鸟工笔画尽管考究，在市场上却并不被看好。现在的画家都有钱，现场当众作画，十分钟一张，多则数万，少亦上千；浮躁的画人没有哪个肯像老七那样，趴在案前用小鼠须一根一根描画鹩鸽的毛羽，一笔一笔添写荷叶的筋脉。老七从不参加任何笔会，他画一幅尺半的扇面需要十天，六尺的花猫戏蝶要两个多月。七嫂对此不满意，说人家一天画十幅，你十天画一幅，能不能提高点速度啊！

老七说不能。

在临时安置房里，望着瘦得一阵风都能刮倒的老哥哥，我想象着他最后离开老屋的情景，步履蹒跚的他，一定是拄着拐杖在大门前伫立了许久才转身离开的，这个家族也只有他有缘分和那座老宅告别。我问过西偏院老姐夫的去向，老七说住回天津去了，他们家的房产已经发还，是租界老房，依着政府意思换了套高层公寓楼，在半空里修道呢。老姐夫老了老了依旧很硬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如同神仙下界。他配制的丹丸，有企业要出大价钱购买方子，但是占泰姐夫不卖，说丹药适合他，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我说，老姐夫是半仙儿。

老七说，岂止半仙，那是一个大仙儿！

每每与老七相别，总是依依不忍离去，离不开的是手足也是老屋。后来，老七也住到了半空里，搬到了望京二十六层高楼上。有暖气有天然气就是没有地气，设施齐全的屋子方便了他也禁锢了他，他许久没有下过楼，那两条腿借助拐杖也迈不动步了。他给我来电话说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国庆的焰火是个绝佳的角度，这在四合院里是永远看不到的。

各自都有了归宿，我觉得我应该也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家，以弥补我多年的心理缺失。

前年终于在北京买了房子，并且开始装修。

时代不同了，我赶上了好时候。

三

我为北京新买的这套房子注人的心血太多了，从买下到装修，几乎耗干了我的全部积蓄。北京的房价，天方夜谭般的没谱，不敢再等了，越等越高。我买的房子不大，但是正南正北，规矩齐整，位置在四环以内，面对公园，谁看了谁都说值，因为北京四环以内的房子实在是不多了。接下来是装修，从水电线路走向，地砖选样铺设，到壁纸花色搭配，地板质地筛选，无不浸透着心劲儿，也无不浸透着斗争。

买房难，装修更难。

跟西安单位同事谈及我正在搞装修，并且是异地北京的装修，同事们无一不露出同情的神色，仿佛我是掉进了深深的泥沼，仿佛我是损失了数百万钞票，总之，我是马上要经历一场浩劫的倒霉蛋。

我们单位的会计胖妮，老想减肥，每天不吃饭，光喝菜汁，疾走四小时，全家的衣裳由机洗改手洗，由她承包。十二层楼梯，硬是不坐电梯，一层一层地爬，以图去掉脂肪。这样一个月下来，增肥三公斤，差点没晕过去。去年装修三个月，起早摸黑战斗在工地，跟装修队斗，跟材料商斗，跟钱斗，跟爱人斗，跟自己斗。装修完毕，减肥五公斤，装修虽不满意，却意外获得了魔鬼身材。歪打正着。

老张去年冬天装修，还没竣工，他就和老婆双双住进医院。原来是成天泡在现场，在有害气体中监工。开始没什么，后来是咳嗽、发烧，感冒症状，紧接着肺出毛病了，接着是眼睛，是皮肤……材料再环保、辅料再达标，架不住它们集中到一块儿，这就变本加厉了。

有人劝我，您别亲自干了，让儿子出马，大小伙子不比您强？

我说，儿子忙得家也回不来，谈何装修！

他们说，您老伴呢，这应该是老爷们儿操持的事儿。

我说老伴在日本教书，十几年了，连中国小白菜多少钱一斤也不知道；让他用鬼子话教汉语行，让他到建材市场买砖，那就是瞎掰。

大伙建议我找装修公司，全包，自个儿不往里掺和，省心。

我说，我自个儿的房子我不掺和，全让人家做主，到最后是我住还是人家住？

单位人说，得嘞，您愿意干您就干，反正您也休息了。

大家说的“休息”，是“退休”的含蓄说法。

我马上六十六岁，六十六，在人们的习俗观念里被称为人生的坎儿，如同“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一样，是个很敏感的岁数。有风俗说，六十六，要拉闺女一刀肉。这一年的老人，其闺女要买一块肉扔掉，以作替代。我没女儿，自然无人买肉，更何况我还不觉得自己老，我的心态还年轻。

装修房子不比买房容易，因了我的执著，因了我的不退缩、不将就，因了我的严格、独特，因了我的不苟言笑，让参与装修的各路人马对我大伤脑筋，纷纷举手投降。花丝镶嵌厂的人说，这老太太惹不起，厉害，就是慈禧六十大寿装修长春宫，也没这么挑剔。谁敢跟她叫板哪，她说什么就依了她吧，否则在网络上给咱们写一篇“欺负老太太”什么的，咱们都不得好儿。

人们不会理解我，北京的家是残存在我心深处可望而不可即的情愫；敏感、柔软、脆弱，永远地怕人提及。离家四十多年，人有了太多的改变，不变的唯有这情。

六十六岁冋归故里，六十六岁的家应该称心如意，六十六岁的生日应该有特殊意义。

我的六十六岁！

回北京的火车通过罗敷车站，并没减速，站牌一闪而过。我趴在车窗上使劲地朝外张望，外面很黑，远处有几点灯光，近处是高耸的华山。火车从华山脚下通过，发出轰轰回声。罗敷北面的农场隐藏在黑夜中，偶然的有几点灯光在闪烁。想起了在农场结识的那群朋友，李红兵、孙银正、柳阳和……还有游医彭豫堂，都散了，烟一样地散了。

他们从农场走后，我还幼稚地企图过关，但最终还是炸药包一样爆炸了——外调的结论很扎实，我是爱新觉罗家族一员，亲族几乎全部被造反派关押，父亲系清室遗老，在革命的风暴来临之际，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我的兄长中有国民党、三青团，姐妹中有蓝衣社、资本家太太……在我被责令上交的日记本中，专案组査到了“回望故乡泪双垂”的诗句。我的故乡是哪儿，是北京，无产阶级群众将那里称为“祖国的心脏”、“革命的象征”，我却望着“革命的心脏”泪双垂，这样一上纲我不是反革命也是反革命了。循名责实，抓到了我的老祖宗，深入到了紫禁城里，几乎他们的所有罪过都由我背着了，我成了一条“大鱼”。

我被拉着在各个场部巡回批斗，我就像一套锣鼓家伙，不光是本单位用，还有附近的单位来借。人们不是看反革命，是看“皇姑”。那时候，反革命好找，“皇姑”难寻。我站在台上低头从眼缝里看着那些满含兴趣的观众，哪里是开批斗会，分明是在看《打金枝》。这个“金枝”虽没有戏台上凤冠霞帔的金枝好看，但在只有样板戏填充艺术舞台的时代也是很不错、很有看头的。“上台”前，我被专政队队员看守着，蹲在后台的一个角落里，不许乱说乱动。有人溜进来，近距离看猴一样围着我看，众人的目光肆无忌惮，毫无顾忌。那样的眼神，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里，我再没遇到过，非常的独特。人们围着我议论着：

敢情这就是皇姑呀，啧啧，眼睛小了点儿，头发也稀，脸……不白。

手指头葱秆似的，干不了什么活。

有太监伺候着，什么也不用她干。

她跟皇上是什么关系？

皇姑嘛，自然是皇上的闺女。皇上的闺女来咱们这儿干吗？

搞破坏呗，亏得早早挖出来了，要不然国破家亡。

一个老太太在我的手上掐了一把，不知出自什么目的。

一个汉子，伸手在我脸上拧了个麻花，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鸡还能下蛋呢，这个连鸡也不如。

有人接上说，你难保她不会下蛋？

汉子说，你先试试！

有人在后头趁势摸我的臀，有人抡开巴掌抽了我一个嘴巴，抽得我眼冒金星。

有人不知从哪儿提来半桶泔水，“醍醐灌顶”，从上面淋下来，霎时我面目皆非。懵懂中听谁说泔水可惜了。

队员们出来干涉了，将我与观众隔离开来。岂不知，纷乱中，某队员在我的胸部狠狠抓了两把……

忍着，都得忍着。

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

批判发言更离谱，有人振振有词地站在我旁边念稿：

她爷见过皇上的面，她婆和娘娘吃过饭。

她大穿的是黄马褂，她娘着的是绫罗缎。

出门不走她坐软轿，累了捶背有丫鬟。

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盆子上镶的是五彩蓝。

……

下头喝彩一片，原来发言者念的是秦腔《教学》的段子。

整个一个大乱仗！就是乱仗也得有敌人，“敌人”就是我。我时时地担心，担心什么时候也会把我拉到河滩上毙了。

很荒诞，很无聊，很残酷，也很悲惨。当下头的人振臂高呼打倒我的狗母亲陈美珍的时候，我每每想起了盘儿和碟儿，两个纯情的、贫苦的女孩子，手拉着手扭过头来回望着红浪翻卷，红尘滚滚的世界。她们不会明白，不能理解，一切都不合逻辑地乱了。碟儿没有后代，盘儿的后代为她挣来一片骂声。

夜深人静难以入眠，从农场的土窗远远望着火车从华山脚下驶过，长长的闪亮的窗户在夜色中移动着，那是进京列车，回家的车，一天一夜的路程，该是不远。

听说大后天还有一场批斗会，那边已经用架子车后挡板做好了牌子，要挂在我的脖子上；准备好了墨汁，要泼在我的脸上；一顶用茅房的纸篓糊成的凤冠纸帽，要戴在我的头上……

进京的火车过去了，山根再没有火车走过，窗外的罗敷河无声地流淌着。罗敷也是一介女子，不为权势所动，面对华州太守的要挟，“乃弹筝，作陌上歌以自明”。我不如罗敷，没有“自明”的勇气，我是个懦弱的人，这种懦弱大概自我的祖上便作为一种基因，种植在我的血液中了。脖子上挂牌子是很可怕的，那铁丝会深深嵌入肉里，更可怕的是推来搡去中的侮辱，那些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别出心裁”……我的忍耐能力是有限的，比起家族里的其他人，比起我的兄弟姐妹，我可能是最窝囊的一个。

大概是该走了，父母不在了，家没了，细想，也实在没什么留恋的。

不批斗的时候我得参加劳动，断没有歇着的道理。第二天的任务是收麦，跟着联合收割机在大田里干活。拖拉机拉着收割机巡洋舰般在麦田里勇往直前，旁边大卡车紧紧相跟，割下的麦子经过脱粒，哗哗地流到卡车的车斗里。我的任务是在收割机后头的麦草车集麦草，麦草集满一车将车后的围栏一抽，草垛就方方正正拖到了地上。集草是最累的活儿，吃土、暴晒、颠簸、费力，草车边上有仅能站一人的木板，人便演杂技一样地在上面随着收割机的转动而转动，随着草车的颠簸而颠簸。

收割机在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转了几圈我便窥出，在拐弯的时候草车和卡车会转成直角，这时候我只要轻轻一跳，进入后车轮子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一条最近、最便捷的回家之路，人们会以为我是不小心从草车上掉下去而发生的意外，没有“自绝于人民”的罪名，不会给尚存的金家人添麻烦。

天衣无缝的安排。

车在田里转，我的思路也在转；并不是胆怯，而是留恋。对故乡的留恋、对家的留恋、对往事的留恋、对生命的留恋，而这一切都将结束于轻轻一跳，结束于短短的几秒钟。车声辚辚，像是在召唤，像是在催促。恍惚间我看见了站在四合院台阶上的父母亲，他们没有表情地看着我，我急着要奔他们而去，扑入他们的怀中，哭诉我的委屈……

我知道自己的眼神一定和老二那天晚上一样，空冥、悠远。

怎么下去的不知道，我的脊背明显地感到了车轮的压力，继而是腿的奇怪姿势，它竟然翻过来了。卡车司机面色苍白地跳下车来，用手推我，拖拉机手也下车了，把我往外拽……

我觉得很舒服。我知道，我得到了解脱。

醒来的时候在医院，腿上打着石膏，高高地吊着，脑袋上缠着纱布，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卡车司机和拖拉机手陪在床边。我在跳下去的时候，他们同时踩了刹车，他们的刹车不是为了我，是麦田割到中心，车子转不开了，剩下的方块得用镰刀操作。他们不住地检讨，说是车刹得太猛，让我掉下去了。尽管是“反革命”，也是一条生命，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人心深处藏匿的善良。

在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说不清的奇妙时刻，这种时刻注定要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某一秒钟，但是它决定性的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侥幸的我让两个无辜人承担了责任，这个秘密我没有勇气说破，一直到今天。后来我和女拖拉机手成了朋友，她因为流产大出血，是我开着拖拉机，瓢泼大雨中将她送上十公里外在公路边等候的救护车。

罗敷的灯光渐渐远去，在软卧车厢里，在柔和灯光的罩护下，这条移动的长龙沿着华山东去，我是闪亮移动中的一员。我看到了，罗敷河畔，夜色中，我望着这趟车的绝望的眼神。那眼神停滞在时空的某一点上，永远存在，不能消逝。

脸上有凉凉的东西，是眼泪。从车底下被人拽出那一刻以后，我再没有流过眼泪。之后的经历一变再变，之后的境遇一改再改，过了春天，过了秋天，时间将一切都带走了，只留下了平淡。曾经无数次地经过这个地方，都是一晃而过，唯独今天……流泪了。

并不是简单的流泪，是一种与以往相对而视的会意，一种曾经沧海的开阔；毕竟这里是我的另一个故乡。

四

对面铺上的呼噜让我难以入睡，电视画面上帕维尔特和米拉达的一遍遍重复打斗让我觉得滑稽。空调停了，灯光下细看玫瑰上的花露竟然是假的，连那花朵也是仿真。嵌金丝的靠背是化纤质地，与皮肤接触，十分的不舒服。米黄的地毯亦是化纤，不知哪位在上面留下了茶迹和烟洞。杂志上的车模美女笑得有些暧昧，火车杂志登汽车广告，难免有跨行赚钱的嫌疑。将电视换了几个频道，不是没来由的武打就是骑着扫帚满天飞的虚无，让人烦乱。

我回忆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过了罗敷，大概是潼关，是火车即将离开陕西的时候。为什么变的，是因为某位老陕，在隔壁包厢里哼唱“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那唱实在不高明，粗犷沙哑，完全是依着性情的胡咧咧，让人听了忍俊不禁。真希望他继续唱下去，却没了声音。我想，今后再听不到这样随性而起的秦腔了，也难见文联那些狗皮袜子没反正的同事们了，更难见挂职九年、周至农村那些火热的乡党了。

曾经是文学陕军中的一员骁将，今日却不辞而别，做了逃兵。离开的时候我没告诉任何人。回家，对我来说是归心似箭，也是从容不迫！

窗外，关林一闪而过。关公的陵墓，无数次地来过，陕西那些平日司空见惯的大土冢——沉睡着的帝王将相们，我曾无数次地在夕阳中凭吊，在细雨中拜谒；他们带着我一次次地走进秦、汉、唐的细部，走进历史的皱褶，在书里躺着的历史在西安是站起来的。我曾经跟他们达成一种写作的默契，将他们认作巨石般的靠山。如今在靠山们默默的注视下，我竟然头也不回地毅然离去，有些薄情，有些负义，有些自私和卑鄙。

真正的相知是精神方面的感应，四十多年，我与这片地域已经连成了一体。

杂乱中一阵迷失，有种撕裂的痛。

什么时候睡着的，不知道。

早晨，过了丰台，火车先驶入一片高耸的楼宇，接着才缓缓进入北京西客站。站台上有接站的，有戴着红帽拉行李的，与老旧的北京站相比，多了仓促的辉煌，多了霸道的大而无当，少了离别那些细腻的苍凉。我不喜欢这个火车站，试想，这趟火车如果能停靠在老车站，对我将是一个极度的完美。我毕竟是从那个车站出发的。

站台上不会有接我的人，我的目光也从不在那些翘首企盼的男女身上停留；离开北京四十多年，没有一次有人在车站等我。我当然也不会有此奢望，在金家，我是老小……

说从来没被人接过也有点儿亏心。有过那么一回，是给北京人艺写话剧《全家福》，人艺领导让院里的编剧王梓夫来接站。我没见过王梓夫，但是读过他的小说，京腔京韵写京东的，是个不错的京味儿作家。想的是我们得设计个接头“暗号”什么的，免得错过了。结果他说不用，他一眼就能把我认出来。那次，王梓夫一直接到了站台上，果然一眼就认出我了。他接过我的行李，我空着手跟在他的后边走。被人接的感觉真好，如果前头拽着拉杆箱子的是金家的兄长，那我将是一个多么幸福的老妹妹。想到这儿，眼圈就有点儿红，偏巧王梓夫一回头，不解地看着我。我换了副轻松的口气说，我到北京第一次有人接，有回娘家的感觉。

王梓夫说，北京人艺就是你的娘家，就住我们人艺的楼上吧！

王梓夫是客气。但就是几句应酬，也让我的心里充满暖意，感觉中连北京春天那呼啸的大风也变得柔顺了许多。

现在王梓夫退休了，话剧《全家福》也演出了一百场。

再回北京，依旧是独来独往，潇洒得厉害。

对面铺位年轻的夫妇没打招呼竟自走了，细想想，自始至终他们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萍水相逢，谁不想简单，谁不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是也没跟人家说话吗？在单元房里住着，十几年，邻居姓名不是也不知道吗？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大概就是如此。

我最后一个走出了车厢，带着随身一个小手提包，其余大件行李头几天已经托运回北京了。手提包是开会发的，上面有“陕西某某会”字样，样子有些土，但是实惠。一切都是轻车熟路，出站上电梯过天桥，到马路对面的“永和豆浆”吃两根刚出锅的油条，喝一碗滚烫的豆浆。吃饱喝足朝北步行一站路，到军事博物馆乘地铁，再从东直门钻出来，坐路汽车回家。

买房、装修，无数次的往返，已经让我对这条线路熟悉得如同回我从前四合院的家。

今天的回家有特殊意义，我放弃了地铁，返回南边的汽车站，先坐1路，过西单、六部口、天安门、王府井，到东单倒路无轨，走灯市口、东四、十条、北新桥，都是我小时熟悉的地方，也都是我写小说演绎出故事的地方。我要告诉它们，耗子丫丫回来了！

“耗子丫丫”，是父亲对我的昵称。本来就叫“丫丫”，小时候馋，爱偷嘴，爱吃零食，别处都可以闲着，嘴不能闲着。有一回，有人送了父亲两斤牛肉干，母亲知道我的毛病，踩着凳子将它们高高地搁在立柜顶上。这点小伎俩能挡住我吗？母亲转身出门，我蹬着桌子就上了落地罩。

这里我顺带着给读者们说说什么是落地罩。落地罩是房屋间的硬木雕花隔断，它不是隔扇，隔扇有门，关严了是两间屋子。落地罩是通透的，一个隔断的象征而已。

我们家落地罩雕的花饰是“松鼠葡萄”，十八只小松鼠藏匿于结满葡萄的藤蔓里。“十八只”，我敢说这个数字只有我知道，因为我一只一只仔细找过、数过，连藏在叶子后头只露一条尾巴的也没落下。我们家没有谁有这工夫和闲心，我有，所以我知道。

对“松鼠葡萄”熟悉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当腊月二十四，扫房，清扫落地罩的任务便归了我。那些雕刻出来的大窟窿小眼睛，只有我的小手指头裹着抹布才能伸进去。女佣刘妈倒是能干，她也干不了这个。当然擦拭落地罩的代价不菲，厨子老王得单独给我做一碗红烧肘子吃，这肘子只归我一人所有，别人谁也不许动。老三死气白赖地跟我要，鼻子都快沾着肘子汤了，我说，去！他就得一脸馋相地咂着嘴乖乖儿地去。

老王走了换了莫姜，莫姜的肘子烧得更好，有御膳房味道。莫姜说过，西太后最爱吃红烧肘子，要糯而烂，文火煨六个钟头，才能绵软入味。莫姜的肘子夹在西口老刘烙的芝麻烧饼里，那是一绝，谁见了谁得投降。

今年秋天的时候，故宫博物院请几个作家到宫里赏月，在御膳房吃的菜肴中有红烧肘子，评论家雷达向我推荐，说好吃。我尝了一口，果然不错，老味依然，让我想起了家厨莫姜的手艺。一块儿吃饭的莫言说肘子咸了，我说夹烧饼正好。可惜，那天没有老刘的芝麻烧饼。

回过头来接着说偷牛肉干的事，我蹬着“松鼠葡萄”攀得挺高。我们家的大猫黄黄儿伸着脑袋惊异地看着我，它大概奇怪，它那一身轻功什么时候落到了我身上。我一只手拽着葡萄藤蔓，腾出一只手去够肉干，一伸手，离柜顶还差一截子，这早有所料。我取来厨房的铲子，只那么一捅，柜上的纸包就破了，铲出三五块肉干赶紧下来，见好就收。刚把肉干填进嘴里，刘妈就进来了，这个小老妈儿，鬼精，我干什么她都盯着我。嘴里有肉，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嚼，瞪眼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厉声问，你干什么哪？

我朝她做了个斗鸡眼，一个箭步蹿出去了。听见刘妈在后头说，有病！

那时候刘妈快走了。她是安徽桐城人，其实她安徽的老家没人了，她回去是投靠外甥。外甥算什么亲戚呢，还不是寄人篱下。所以刘妈的心情就很不好，见了我动辄便训，好像我是金家最糟糕、最不算人的一个。刘妈不敢骂老七，见了老七老赔着笑脸，仿佛老七是玉皇大帝的亲儿子。老七是二娘生的，刘妈忠于二娘，顺带着也忠于老七。老七要说养她一辈子她准保留下，可惜老七当不了我父母的家，老七连自己的饭辙还没地方找呢。

牛肉干三块五块地消失，分享者不光是我，还有黄黄儿和巴儿狗玛莉。一段时间它们俩整天跟着我跑，一看见我上桌子爬落地罩，都高兴得蹦高。纸包越捅越深，终于有一天，我那把铲子够不着了，非但够不着，连铲子也拿不下来了。

那天我和黄黄儿们在厨房看老王杀鳖。母亲来了，问柜顶的牛肉干怎没了，我说八成是黄黄儿干的。这时黄黄儿用无辜的眼睛看着我，玛莉的尾巴也夹起来了，偷偷想往外溜。母亲从背后拿出铲子说，黄黄儿还会使铲子吗？

我无言，老王说做饭的铲子怎么会在柜子顶上，莫不是被耗子拉了去？

我说，可不，落地罩上有十八只耗子哪！

我的狡辩给我招来了一顿掸把子，不是老王拦着，那根掸子把儿非折了不可。

十八只耗子偷牛肉干，让我落下了“耗子丫丫”的名号，自此金家人叫我“丫丫”的时候，前边必定冠以“耗子”称谓，使我的名字像日本人一样的冗长。

想起小时候的淘气，想起耗子丫丫的小名，让我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挨打的温馨，偷嘴的惬意，酿造成家的温暖，刻录成记忆的光碟，拿出来，永远新鲜如昨。猛然间有人推了我一把，一个男的大声说，说你哪，多少遍了，装听不见，给老太太让座！

有女的搭茬儿说，还戴着眼镜呢，什么素质！

我扭头一看，才发现身边站着个提塑料袋的老太太。老太太无疑是赶早市的，西红柿、黄瓜之外，还有一张顶着花白头发的脸。我惶恐不安地站起来，解释说在想事情，没听见，对不起。花白头发坐了，冷冷地应酬性地说了个谢字。男的依旧不依不饶说，想事情，理由多充足啊，真会编，北京的好风气硬是让这些外地人给破坏了。

女的戳了男的一下说，二十年前你也是外地人。

男的说，咱觉悟高。

花白头发在座位上说，您看满大街乌央乌央的人，都是外地的，过春节都回去了，北京大街上见不着几个人儿，那才是真正的北京人。

男的说，可不是。

我将手里“陕西某某会”的提兜字面朝了里。我不知道，这大公交车里，外地人究竟有几多？

看那花白头发，年纪未必有我大，当然不能问年纪，刚才已经是大失礼，给“外地人”大丢面子了。看来花白头发和男的已经结成了同盟，将一腔感激不是给了让座的我，而是给了让我起来的男的。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笑着对花白头发说，这位大姐，我可是地地道道北京人，我们家从顺治那会儿就住在北京了。

花白头发说，我们没说您，您可别多心哪。

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五

站在新房门前，将钥匙插进锁孔，听到了“啪”的一声，一刹那，心里还真有点儿激动。尽管三个月前我才离开这里，但那不能算是正式回家，现在是提着包正儿八经地冋来了。

多少次，梦寐以求的回家，想的是推开房门，父亲在八仙桌旁边坐着，喝着他不变的茉莉双熏，眯着眼睛哼着《逍遥津》；桌后的条案上有粉彩的帽架，墙上是祖父画的西山山水，两边是父亲写的对联“丹霞出明月，和风动溪流”；母亲会从套间赶过来，穿着毛格子的夹旗袍，梳着元宝髻，穿过“松鼠葡萄”的落地罩，伸开臂弯将她的老闺女抱住；我会坐在鼓凳上，向父母细说分别以后几十年的喜怒哀乐，我会号啕，母亲也会跟着掉眼泪；老七呢，他只能站在一边搓手，低着头不言语。莫姜会适时地出现，请示母亲给我做什么吃的。母亲会说，这还用问，先给丫丫做碗汤面，垫补垫补；莫姜的汤面可不是一般的汤面，那是鸡汤、冬笋、蘑菇、香菜、葱花、外带卧鸡子儿的龙须面，吃一碗绝不会说够的；我还会被安置在西屋我的老住处，临窗是曾祖留下的书案，我曾经奇怪书案的两端为何是弧形，父亲说是为了看卷轴方便……

推开房门，一股装修的气息扑面而来，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莫姜也没有老七，那都是梦。

迎门照旧是条案，是八仙桌，榆木的，产自京南的花丝镶嵌厂。条案上是来自潘家园瓷器摊上的两个粉彩将军罐，墙上是恭亲王孙子溥心畲的书法《蝶恋花》。

溥心畲是中国有名的画家、书法家，他的字清瘦潇洒，他的画雍雅细致，加之身份所致，一直是一字难求。溥心畲解放后客居台湾，最后死在台湾。老七是他的学生，真正磕了头的学生，拜师地点就在我们家堂屋，当着我父亲的面，一丝不苟地磕。解放后，尤其是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多，但是以前人称“南张（大千）北溥（心畲）”，说起王孙画家溥心畲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溥心畲跟我父亲走得近，经常到我们家来。北平解放前夕，曾劝我父亲跟他一块儿到台湾去。我父亲因为有一大家子人，又贪恋北京的吃食和文化，没有走。听说溥心畲到台湾以后，宋美龄要跟他学画，他坚持拜师就得磕头，宋美龄碍于总统夫人身份，不肯屈尊，就没有学成。

溥心畲的弦子弹得好，曲子词也填得好。老七跟我说过，有一天他到船板胡同的肃王府去串门，看见他的老师溥心畲在那儿弹弦子，调寄《蝶恋花》，弹得好极了。家里也有溥心畲的字画，这些东西在“文革”初期被我和老七关起院门偷偷烧了，父亲不忍看，躲在套间不出来。同时化作庄周之蝶的还有徐悲鸿和齐白石的画作，他们都是父亲在国立北平艺专的同事。

眼下我墙上这幅字并不是溥心畲的真迹，是台湾作家林慧芬送给我的仿制品。台湾人可以将字画做得乱真，糊裱装框，能哄外行。都说林慧芬是慈安的后裔，她对我一向称“姑奶奶”，我闹不清她这辈儿是怎么排的。她送了王孙画家的“字”，并且找人亲自替我挂在八仙桌和条案上头，没有谁不把它当真迹对待，就像我身上那些假首饰似的，没人认为是假的。

把包一扔，坐下来我开始寻思回家的第一顿饭吃什么，自然是面，懒得做。门缝有塞进来的小广告，内中叫外卖的单子不少，挑了一张花哨的，打电话让给送一碗热汤面来。不敢奢望什么鸡汤、冬笋和小蘑菇，热的就好。对方在电话里很干脆地说，一碗面不送。

我说再加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对方说，那也不送。

我说要不再添一个蘑菇青菜。对方不耐烦地说，不送！

我说，不是外卖吗，多少你们才送？满汉全席才送吗？

对方说，满汉全席你吃得起吗？

整个反了，卖方是爷，买方是孙子。这就是北京！

也是，一碗面让人家送，怎么送啊！

得了，泡方便面吧。

大后天是我的生日，我得想想该请谁。既是过生日也是烘房，饭必须在家里吃，得人多，得热闹，得乱哄哄。大后天是星期一，虽说是重阳节，可各单位没有放假的意思，请人吃饭这事还有点儿麻烦。

首先在亲属里找。

亲属中最亲的应该是丈夫和儿子了。丈夫早晨来过电话，从日本名古屋打来的，首先预祝我大后天生日快乐，接着说他回不来了。本来阳历九月就可以退休回北京，可是又接到一所私立大学的聘书，这样一来，他在那边就得干到七十岁了，这就意味着我还得一个人在这边单打独斗地过几年。至于几年后他回不回，还在模棱两可之中。他让我别失望，说是给我购买了生日礼物——一瓶法国白葡萄酒，待来年寒假回来探亲给我带来。

我对他的白葡萄酒表示了衷心感谢。

儿子说大后天技术考核，根本过不来，考核完了他们单位让他到阿联酋出差。这些日子他的工作积了一大堆，除非辞职，否则他离不开。儿子的前程比过生日、比烘房子重要，我不能强求。儿子说，他在网上订了六十六朵鲜花，让花店大后天给我送来。

我问是什么花，他说是黄菊花。我说菊花是送给死人的。他说白菊花是，黄菊花不是。他在网上査了，九月又叫“菊月”，是菊花盛开的日子，我生在农历九月自然是送菊花最合适。“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辉煌又壮观，哪里有一点儿“死”的意思。我说，去你的菊花，去你的黄金甲，去你娘的纂儿！

他说，好好儿的，老太太怎么又恼了，我又没说什么，您这是怎么了？一瓶白葡萄酒，六十六朵黄菊花，让我说什么好？

家人指不上，只好在娘家人里找。住在老年公寓的五姐年初走了，有遗嘱，埋在紫阳婆家的坟地里，跟她放牛的王连长埋在一块儿。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那份爱，至死不变。其余的手足有的埋入祖坟，变做了平展的大马路；有的被装在盒子里，蜷缩在殡仪馆的小格子内，等待后人给寻找墓地。活着的唯有老七。我给老七打电话，告诉了他我回来的事，他在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侄女青青接过电话说她爸爸几年不下楼，我过生日肯定来不了。但是让我放心，大后天她一大早就过来，帮着我操持饭，接待客人。说她爸爸说了，将他做的一坛子糖醋白菜也带过来，说找不到榅桲（-种蜜饯的小红果），是用山楂糕替代的，味道虽然差，但是看着还鲜亮。

糖醋白菜是老七这辈子唯一的拿手菜，把白菜心过一下热水，用白糖拌了，装入白瓷坛子，撒上红榲梓，摆上绿香菜，放在阴凉处，三天后就可拿出来吃了。红白绿，清爽甘甜，是饭桌上一道不错的点缀。这个菜看似简单，但我一次也没成功过，那些白菜心，不是烂了就是生的，关键是白菜过水的温度掌握不好，坛子搁的地方不合适。大后天老七不能来，派他的糖醋白菜和女儿做代表，也是尽了当哥哥的心意。

幸亏还有这么一个姓金的娘家侄女！

放下电话，我对着电视愣了半天神，电视里在播放牙膏广告，一个光嫩漂亮的老玉米，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暗含着牙齿的齐整、坚固。然而我心中的老玉米则已经残缺破烂，被啃噬得七扭八歪，老玉米上只剩下两颗粒，一颗是我，一颗是老七。

两颗摇摇欲坠的玉米粒儿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朋友应该是有的，我一向在外地，北京深交的朋友没几个，文学界的、出版界的、报社的、文艺团体的。他们经常浸泡在各种邀请、各种饭局之中，已经把吃饭应酬当作了负担，还有心思为我分神吗？

硬着头皮给几位打了电话，文学社编辑赵筱莉说，礼拜一呀……事儿最多……不能改作礼拜六吗？

我说，我妈就是这天生的我，她老人家并没有憋了五天才让我出来。

赵筱莉说，那当然，那当然，六十六是个要紧的数，一个人一辈子就过一回六十六。

我说，你就能断定我过不了第二个六十六？

赵筱莉说，能，能，一定能！等您一百二十的时候我一定参与。

我说，小赵你别憋坏，打往医院抬我的时候少不了你！

给刘二东打电话。开早点铺的刘二东提出到附近饭店去吃，说，现在已经没有谁还在家里请客了，这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风早不时兴了。当然，你们陕西农村或许还兴在家吃饭，在院子里一摆几桌，鸡鸭鱼肉，炸炒炖烧，满嘴流油，讲的是酒足饭饱……

我说，老二这话是怎么说呢，你不也是跟我一样，在陕西后顺沟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吗？才回城几天哪，就“你们陕西，你们陕西”的了。这饭一定得在家吃，我带来了陕北的黄黍子面，做炸糕，我记得这是你最爱吃的。

刘二东说黍子面炸糕北京的陕北饭馆里随时可以吃到，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我说，不稀罕你也得来！

给刘大可打电话。刘大可说回来是大事，就跟香港回归、文姬归汉似的，得好好热闹一下。说这事不用我操办，应该交给他，找个空旷的农家乐，放百十筒花，点十几挂鞭，喝他个一醉方休。我说，您改日再一醉方休吧，大后天十点必须到我家来，下刀子也得来。

刘大可是儿时的“发小”，他现在是开出租车的，时间相对自由。刘大可人长得少相，身子骨儿结实，走路噔噔噔小伙子似的。乍一看不像六十多岁的人，也就五十来岁的样儿。刘大可的孙子都上小学六年级了，按说应该在家打打牌、钓钓鱼安度晚年了，怎么还没早没晚满大街开出租拉活儿呢？大可说他开车开惯了，一天不摸车还真受不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他也跟我说过，前些年儿子贷款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单元房，说是以后父母年纪大了就都住在一块儿。大可不愿和儿子儿媳一块掺和，仍住在小胡同中的老屋里。这两年儿子的公司不景气，工资大大缩减，儿媳又下了岗，挣的钱仅够日常的生活开销，还贷压力太大。没办法，大可还不能放下方向盘安享清福，还得为儿子几十万的房贷奔命。

刘大可在电话里说，要去你那儿也行，必须给我做一盘地道的西安凉皮。我们开车，图省事，常买摊上的凉皮当午饭，想吃吃真正的西安凉皮。

我说，做凉皮容易，做奶酥六品都行，只要你来。

刘大可说他来，可只能待两个钟头，他下午还要给人交车。

……

一通电话打下来，朋友中，百分之九十不能来，不是在外地就是有会。后来我索性将北京熟人的电话挨个儿打，有交情的没交情的，打了一圈，肯定能来的只有小丁。小丁是做防腐木架子的小老板，福建人，我装修阳台给我做花架子的。

应了那句话，该来的不来。

六

星期一，一大早就有人敲门。打开门迎面是一大抱红玫瑰，几乎看不到送花人的脸。接过鲜花，嘴里说着，来就来了，不必这样破费的话。抬头一看，送花的不认识，赶紧往屋里请，怕怠慢了哪一位。送花小伙子说客户要求早晨七点以前必须把花送到，所以还得要我签字证明。我一看表，六点五十九分。小伙子说，您家的表快了，我手机上的表刚刚六点半。

我笑笑，在上头签了时间和名字。花丛上插着卡片，是儿子送的，“祝贺妈妈六十六大寿”。小伙子说，六十六朵玫瑰，怎不送九十九朵呢！

我说，你倒没说像歌里唱的，送我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这是我儿子给我的生日祝福，我离九十九还差一截子呢，但愿我能活到九十九。

小伙子说，送九十九朵的人多着呢，数量越多，打折越高。

我说，九十九朵玫瑰，都是男的给女的送，还没结婚，正在追求阶段，结了婚就不送了，有那钱一块儿还房贷吧。

小伙子说，我是还没对象，有对象我一朵也不送，都是虚的，吃喝不顶。

小伙子拿了回执临出门说，您儿子应该送康乃馨，玫瑰是送给情人的，送妈不合适。

我说，我儿子没给我送菊花已经很不错啦！

屋里收拾得窗明几净，景德镇粉彩万寿无疆的茶碗，吴裕泰的春芽茉莉花茶，临潼的白冰糖大石榴，骊山的火晶柿子，加上花瓶里的玫瑰，将八仙桌映衬得五颜六色，很有个喜庆劲儿。

儿时在北京，每年我过生日要提着椅垫子到各屋挨着给人磕头，除了玛莉和黄黄儿以外一个不能落下。大伙儿见了我会打趣地说，今天耗子丫丫长尾巴啦！我会立刻用椅垫将屁股捂住，仿佛真要长出一根又细又长，丑陋不堪的尾巴来。北京的习俗，喜欢说过生日这天的孩子是“长尾巴”了。其实这“尾巴”不是白长的，给谁磕了头谁就得给钱，多则一块，少则两大枚，断没有让长尾巴的人空手走的道理。我喜欢过生日，过生日可以捞到不少零花钱，至少半年的猴皮筋、鸡毛毽、糖豆、大酸枣是有了着落。现在，我没有谁可磕，也没有谁给我磕。儿子小时候还给我磕，大了，嫌寒碜，不干了。

十点，来了赵筱莉、刘二东、刘大可和小丁四个朋友，他们能拨冗光临已经是很不错，很给面子了，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

一进门，大家就为我的新房子惊奇，说可以在这儿拍古装电视剧，里里外外整个一个地主庄园。赵筱莉仔细端详着作为隔断的落地罩，抚摸着上面的松鼠和葡萄，赞不绝口，说她绝不相信城南的工厂有这样两面透雕的精彩水平。刘二东问是不是照着电视剧里的样子雕的。我说是依着我们家过去落地罩的样子，画出来让他们雕的。赵筱莉说，她去过故宫，我这个落地罩不比皇上的逊色。

我说，为这个落地罩，我光打的的车钱就花了一千多。我是站在旁边看着他们雕的，厂里对我反感极了，一见着我就说，老太太又来上班了，您累不累呀。

小丁是搞防腐木架子的，敲打着落地罩说，得七八万，我说，榆木的，三万，条件是得把样子给他们留下。

赵筱莉说，留下也值，要那张纸没用。

我说，我心里很后悔，本来“松鼠葡萄”我是独一份，现在变成了成千上万。

刘二东说，你放心，这成千上万的“松鼠葡萄”谁跟谁也碰不上。

我告诉他们，落地罩上还藏着十八只松鼠。于是一伙人纷纷在上面找开了松鼠，也挺好，比坐着看电视更能消磨时间。

我端出从陕西带来的吃食，大家对临潼的石榴、骊山的柿子特别钟爱。刘二东以陕西内行的身份向大伙介绍，说他在陕西插队当知青时，公社给大家放电影，正片前头要加演新闻纪录片，他记得很清楚，纪录片上西哈努克亲王领着一大家子站在骗山的火晶柿子树下，吃得热烈而酣畅，柿子汤顺手流。哪里是王爷，整个一个幼儿园小朋友。大家一听是亲王爱吃的东西，不能不尝，一双双手立刻伸向了柿子。吃了一个就放不下了，马上展开第二轮进攻。

火晶柿子是西安特产，皮薄如纸，颜色如丹，味道如蜜，将那薄薄的皮一揭，果肉便鸡蛋黄一样涌出，猝不及防，会弄得一身一手，狼狈不堪。会吃的用牙轻轻咬个小口，嘬着吃，吃完了剩个空空的小红口袋，不会吃的就热闹了，猫吃糨子一样。

一盘柿子被大伙霎时吃光，我们家的桌上、地上、沙发上，包括电视机上，到处都是黏糊糊的柿子汤。白冰糖石榴的下场不比火晶柿子强，那硕大的石榴被他们拿到厨房，放在案板上用菜刀劈，将晶莹剔透的粒散落一案板，放到嘴里，只说是甜。赵筱莉是学历史的，说这石榴一定是当年张骞通西域，从新疆带回长安的。我说是陕西杨陵农科城研究出的新品种，两千年前的石榴种子早退化了。这几个石榴是秦始皇陵东边种出来的碎子石榴，一共只有四棵树，珍贵得就跟武夷山山岩上那两棵大红袍似的。这两个石榴是我费了半天劲，从朋友手里搞来的，其他的都送到北京了。刘二东说，干吗说得那么含蓄，就是进贡了呗！

刘大可把石榴拿到窗户前头照，果然见到里面的石榴子很小很小，隐隐约约的，可以忽略不计。都说陕西的水果好，刘二东说是地好，黄土有几公里厚，栽种着皇上也栽种着果树。这石榴跟秦始皇并驾齐驱地扎在一块地上，能长不好吗！

北京传统过生日得吃打卤面，以前每年都吃厨子莫姜为母亲生日做的打卤面。跟父亲不同，母亲依旧遵循着老旧的风俗，生日的长寿面不能更改。我做打卤面的手艺不能跟厨子比，但自信不比別人差。头天先把五花肉煮好切片，将金针、木耳、海米、蘑菇用温水发好。蘑菇要用张家口外的口蘑，小而香，泡蘑菇的汤不能倒，连同海米汤要一并放进卤汤去煮。最有特色的是鹿角菜，这是打卤面的精彩，鹿角菜筋道，有嚼头，那些枝枝丫丫沾满了卤汁，吃在嘴里，很能咂摸出滋味儿。

现在北京超市、菜市场已经买不到真正的鹿角菜了，我问过卖干海货的，那些鹿角菜都哪儿去了，卖主说，太贵了，没人买。我不理解，很普通的吃食呀，跟虾米皮一个价儿。卖主说，过去的虾米皮两分钱一包，现在两块钱也买不下来，成百倍地往上翻。鹿角菜这种纯天然的海洋藻类对生存的环境要求过于苛刻，眼下根本不生长了，您纵然有钱，它灭种了您也没辙。

北京的农产品展销会很多，民族宫、体育馆、农展馆，多有展销。我在北京，只要赶上了，一般都会去转转。有一回还真遇上卖干鹿角菜的，一斤七十块，贵得离谱。为了这个菜，专门做了一顿打卤面，很珍惜地泡了一把，发起来的形状却不是紫檀色的鹿角样，而是一条条的麦粒状，放进锅里，“麦粒”纷纷从杆上解体，如同放大了的黑芝麻，吃在嘴里绵软无味，不知是什么东西合成的。

这回的鹿角菜我是托刘大可的外甥女买的，刘大可的外甥女在东城一菜市场上班，刘大可将鹿角菜交到我手里时说，他期待的不是打卤面，是西安凉皮。

打卤面的工作挺繁杂，将各类作料放到肉汤里煮，料酒、老抽是提味儿的，待到黄花木耳和肉片在汤里充分熬煮入味后，就可以勾芡了。芡粉的多少是技术，多了搅不开，少了懈汤。勾完芡将鸡蛋甩在卤上，要甩出匀称的蛋花，切不可用勺子乱搅。还不算完，起锅前浇上一铁勺热花椒油，刺啦一声，香味四溢，勾出所有人肚里的馋虫，打卤面卤的工序才算完成。

我一人在厨房里使劲忙活，盼着青青能过来，却一直不见人影。打她的手机，无人接通。现在的年轻人，指靠不上，个个都是飘浮着的，前边答应了后边就忘。

客人在客厅里吃我做的凉皮，凉皮当然很地道，早晨四点起来蒸的，一张张抹了清油，凉凉切成条，临上桌浇上醋蒜汁。醋是我从岐山带回来的，凤鸣岐山，那里不光是周人的发祥地，也是陕西醋的中心。岐山醋香醇浓厚，带有中华远古的味道。我们不能不承认基因记忆的坚固，在我们老祖宗的起源地，为我们保留下了这样的符号。在我们成长的命脉中，味道的记忆比任何记忆都源远流长。为什么都说陕西凉皮好吃，做法以外，作料是无可替代的，换个地方就变了味儿。米醋醇，秦椒香，一盘凉皮红白相间，让我想起了绍义的孙家，想起了八月十五那个明亮的月夜……

从西安西大街老童家买来的腊羊肉，也让桌上的吃客们叫奇。看起来是一块原生态的羊肉，泛着蜡一样的光泽，吃在嘴里，入口即化。香味一言难以说清，表面平淡无奇，那几十种调味料全入到肉里去了。腊羊肉是西安回民坊的独特食品，就是在平日，也要排队购买，不到中午，羊肉铺便售完关门了。为了这块羊肉，我排了半个多钟头队。

西安是回民的聚集地，唐朝时胡人不少移人长安，带来了异域的风俗，带来了伊斯兰的美味。李白“笑人胡姬酒肆中”，胡姬酒肆就是建在回民坊的。胡人的街坊都有一定规制，在长安的西部，通常被称作回民坊。那里自古以来便热闹欢快，是五陵少年喜欢游逛的所在。

西域胡人的形象至今还在坊里可以见到，常见有黄眼高鼻的回民，操着坊里特有的口音，卖炒货，卖羊肉泡馍，卖灌汤包子。我的儿子常在回民坊里招待他从各地来的网友，那些年轻人说，进了西安的回民小吃街就出不去了，在这里吃一个月也不会重样！

小丁塞着一嘴羊肉到厨房来，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擦了把汗，看着这个连普通话也说不利落的闽南客家人，不知他能干些什么。小丁说，阿姨，西安有这么多好吃的，真不知道你还回北京干什么？

我说，“叶落归根”这个词知道吗？

小丁说他知道“四海为家”，他们客家人在有皇上的时候就已经四海为家了。北京要是留他，他可以在这儿干一辈子，不回福建。

我说厨房里没他干的事。小丁说，那我就吃去了，凉皮马上就光了。

我说，你们光吃凉皮，我的打卤面谁吃？这是我的长寿面！

小丁说，放心，会有人吃的！

出门又补上一句，阿姨，这个楼装修的人多，周围有谁要做阳台架子，你让他跟我联系，我的手机号码是……二十四小时开着。

小丁不愧是商人，他比外头那几位傻吃傻喝的主儿精明，有心计。

果然，打卤面端出来的时候，大家已经撂下筷子不吃了，腊羊肉剩下一小块，那是象征性留给寿星老儿的，凉皮吃得精光，连酸汤儿也喝了。几个人脑袋扎成一堆，正商量着元旦到西安去，吃遍西安小吃，游遍西安古城。始作俑者，就是插队知青刘二东。看来他的糖尿病好多了，也不忌口了。

在我的要求下，大家吃了打卤面，有的人就是喝了几口卤。赵筱莉说要是没有前边这些吃食，我的打卤面做得未必够；刘二东说卤打得比铺子里丰富有味儿，就是太淡了；刘大可说一吃就知道是美食家打的卤，讲究；小丁说想把剩下的卤带走，让他的工人也见识一下北京打卤面。我说，我真后悔把西安的东西给你们拿出来，整个一个喧宾夺主！

赵筱莉说，你改天要是再请一遍打卤面，我们不反对。

刘二东说，还是西安饭有味道。

我说，想得美，告诉你，过这村没这店啦，想吃西安饭，打张火车票，往西！

吃完了饭唱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唱《数九寒天下大雪》、唱《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唱“生产队里开大会”……赵筱莉的嗓子好，用美声唱《我爱你中国》，把画轴震得沙沙响；刘二东的京剧《盗御马》从插队时候就是保留节目，“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听得人叫好不断；刘大可会唱评剧，一句“列宁我打坐在克里姆林宫”能把人笑翻；小丁的歌《决战二世祖》是新潮，那冈冈的粤腔让我终归也没听懂是什么内容。轮到我，大家一定要听秦腔，我自信只要贾平凹、陈忠实不在跟前，我什么样的秦腔也敢唱，就说了一段《教学》：

她爷见过皇上的面，她婆和娘娘吃过饭。

她大穿的是黄马褂，她娘着的是绫罗缎。

出门不走她坐软轿，累了捶背有丫鬟。

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盆子上镶的是五彩蓝。

大家说陕西人很幽默，问我这个段子是在哪儿学的，我说在会上学的。刘二东说一定是政协会上跟哪个名角学的。

下午，一帮人闹哄哄地走了。关上房门的一刹那，我有一种崩塌的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其实就是在和大家推杯换盏，满脸堆笑的时候，内心也保持着一个封闭孤独的自我。我不知自己是怎么了，独处时感到冰窖似的悲凉；混迹人群，乂烦乱不安，有种难堪的忍耐，大概真的是老了。

乱过之后的房间显得空旷，盘盏乱糟糟地堆在水池里，我端了杯茶坐在沙发里不想动弹。腰酸背疼，感到了从里到外的累。六十六岁的生日，当了一天伙夫，当了一天老妈子；当然是自找，是自己愿意。

热闹归热闹，可是心里不热闹。

穿着拖鞋的脚肿胀得厉害，脑袋发蒙，血压可能乂高了。胃一阵痉挛，我喝了一口茶，才想起，从早晨到现在我其实没吃什么东西。给自己冲了一杯藕粉，喝了一口，不是味儿，没有藕的清香，没有桂花的甜润，完全是一碗土豆粉芡，有其名无其实。现在什么都跟过去味道不一样了，变化的岂止是藕粉！

起风了，有雨点敲打在玻璃上，咚咚的。一场秋雨一场寒，从今天起，北京的天就该渐渐冷了。

脑袋里一片空白。往事都已升华散尽，化作了纯净的气体，失去了发酵、喷发的热力，只剩下沉静和淡漠。手碰到落地罩上，那是一只圆润的松鼠，怜爱地抚摸着。

是的，回家了，四十多年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回来了。这不是梦，手下的松鼠可以证明。但此松鼠非彼松鼠，此落地罩非彼落地罩，此家也非彼家，物非人非。活了六十六年，我究竟是谁，活了六十六年，我究竟干了什么？反省自己，辄深怅惘，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老大不小，还自欺欺人地搞什么回归酒席，虚荣、张扬，真是浅薄极了。

外面的街灯亮了，楼下公园里的每棵树都从下面用绿灯照着，把树照得假模假式的不正经。绿色的光反射到屋内墙上，惨绿惨绿的，恭王孙的书法在绿中发着幽幽的光。我奇怪，这幅字自从挂上那天起，忙碌的我竟从未揣摩过它的内容，便将那清峻的书法一行行细细辨认：

沧海茫茫天际远，北去中原，万里云遮断。云外片帆山一线，殊方莫望衡阳雁。管弦天上春无限，板荡神州，龙去蓬莱浅。杨柳千条愁不结，乾坤依旧冰轮满。

这首《蝶恋花》可能是溥心畲居住台湾时，思念家乡北京时书写的。字里行间乡愁无限，此时读来，多愁夜雨，晚秋寒斋，更添几许愁闷无限凄凉。

我跟王孙没有一点儿交情，但是台湾还有个嫡亲的大哥。前些年随作家代表团到台湾访问，我托人打听过，他还健在，带过话去，给我的回答是“还是不见了吧”。一句“还是不见了吧”，不知是对亲人的愧怍，还是对亲情的拒绝。

大家族，留给子女们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

靠在沙发上，朦昽欲睡中心里泛起阵阵不安。

晚上十一点接到青青电话，说她的父亲殁了。

她说早晨送到医院还清醒，只是胸口有些不适，嘱咐她不要打扰姑爸爸，今儿是姑爸爸六十六大寿，不要搅了局；没想到晚上十点就咽了气。

就是刚刚的事，放下电话，我一阵眩晕。老七走了，走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一天……两颗粒儿的玉米，掉下一颗，还剩一颗……

抬头望着恭王孙“北去中原，万里云遮断”的词句，想哭，却没有眼泪。

老凤还巢。

空巢。

后记

北京是我的故乡，从年离开她到陕西，已经四十多年了。有了一把年纪，便常常地怀念儿时的北京，那些个困苦、简陋，那些个热闹、温情，让人留恋，也让人一言难以道清。京畿之地文学素材丰富，随手拾来不用修整便是一篇不错的故事，内中饱含了北京人的苦辣酸甜，也饱含了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母亲的娘家是朝外南营房住户，您要活着已经百岁了。从母亲那里，我认识了南营房，认识了北京市民生活的另一面。那里给了我善良和温情，给了我谦恭平和与善解人意。儿时铸就的性格即便是走南闯北，即便是鬓间白发丛生，也是无法改变的。这是生活的馈赠，命运的烙印。

这部长篇，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跳跃地抒写了北京百年的人物众生相，北京百姓的价值观念，北京社会的风土人情。对于北京的过去和现在，这类话题似乎总是说不完，只要生命演绎着，便不会枯竭。

小说以父母的结合为契机，以家族成员和亲戚朋友的故事为背景，以我的视觉为轴线，冠以京剧的戏名而写成。其内容，本可以不出京城，陕北的“插队”、华阴的“农场”似是多余。但是我不能收笔，因为命运将我甩出了京城，将我安置在了黄土高坡，所以才有了《盗御马》、《玉堂春》。这是我这一代人的经历，是绕不过去的岁月，是京味题材的别样记忆。它们与《三岔口》的江西景德镇一样，是京城日月的延伸。

近些年写了一些“京味小说”，有人说这是老了的象征。我的确也是到了该老的年龄，我还是想在自己还没有到“老糊涂”、“老痴呆”的时候将一些事情写出来。人们可以不看，但我不能不写。因为它们和北海的白塔，和隆福寺的小吃，和通达的地铁，和街上往来的车流一样，是北京的一部分。它们使历史与今天糅合，将昨天与今天衔接，填充起北京构架的细部，使这座城市的内涵活跃而生动，使我的故乡充盈得满满当当。

年轻时，常常以为自己的体验是独特的，对生命的理解是深刻的；有意无意地给自己的写作加了载道的严肃与使命的庄重，人便变得有些别扭。现在想想总是浅薄。

最近到朝阳门外办事，面对着依旧辉煌的东岳庙琉璃牌坊，我体会到了以往生活细节逝去的无奈和文化失落的不安。这种感觉，也是我在故乡停留，面对拆迁的四合院，一次又一次从心底翻涌出来的难以言说的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

二十一世纪，一切向着标准化、概念化、规范化、统一化看齐，似曾相识的社区，多胞胎般的连锁店，无特色的车水马龙，匆匆而过的陌生路人。置身于都市的喧哗与躁动中，对京城往事更加怀念，那些个细节，那些个欢乐，那些个拾掇不起来的零碎，如同一瓶陈放多年的佳酿，夜静时慢慢品来悠远绵长，回味无穷。那是与窗外的喧嚣浮躁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却又是一脉相承，无缝无隙的两个世界。民间有很多我们在热闹与喧嚣中感悟不到的真谛，保持正常的生活态度，保持性情的平和、文章的平淡，那才是将人做到了极致，将文做到了极致。

借文字将老辈的信念传达给今人，让大家从片段中追溯历史、品味人情、琢磨生活、感念今天。如能产生共鸣，那将使我欣慰。

现在，我站在高高的楼上眺望京城，灯火辉煌得灿若云霞，身置其间，如在空中，陌生又遥远。这里是哪儿？西安？上海？东京？纽约？糊涂了。离家太久了，过了春天，过了秋天，过了一年又一年，时间将一切都带走了，只留下了我和这一片繁华。

物非人非，对此茫茫，写出前面文字。